昔年丨辽宁大学教师尹绍尧的最后档案
作者简介：
尹俊骅，1947年1月出生，祖籍四川，长在杭州。中学就读于杭州大学附中（现在杭州学军中学），是1966年老三届高三毕业生，随即参加文革。当过中学代课老师多年，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，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政府工作。1993年辞职下海，搞公路投资事业。
尹俊骅（左2）陪同客人在四川彭州尹昌衡故居纪念馆。
原题：
父亲的右派档案
我离开父亲已经56年了，那时我还在读小学。1959年初夏我们八个孩子随母亲搬迁到杭州，从此离开了留在辽宁的父亲。离开沈阳的时候父亲来送我们，谁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永别。
我的家庭
1960年我进入杭大附中读初中。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：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校园，陌生的师生。从此杭州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成为我的第二故乡，我生活在杭州直到今天，其间只有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离开过四年。到杭州多少年就是我离别父亲多少年，我一直这么计算着。
爷爷尹昌衡。
来杭州之前，我的家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小时候我出生在四川成都，童年在东北度过，命运之舟却把我漂浮到了杭州。说起家世，我爷爷尹昌衡是辛亥革命民国元勋，陆军上将、盛威将军，四川推翻满清后首任大都督。民国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，带兵平定了英国策动的西藏叛乱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
我的父亲尹绍尧、母亲廖士桂。
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四川大学。解放后父亲尹绍尧、母亲廖士桂都在沈阳辽宁大学教书，父亲教授经济学，母亲教授法律学。我的母亲大家闺秀，外祖父曾经是川康军司令，国民党的国大代表。解放后由于祖父很早就退隐著书立说，不参与政治，而辛亥元勋的地位共产党也承认，邓小平亲自下令派人把爷爷接到重庆西南军事委员会，参加政协，供给生活费。
父亲母亲。
我的童年在东北度过，随父母从四川先来到长春“东北财经学院”，后合并到沈阳“辽宁大学”。父母养育着我们八个孩子，我排行第五，哥姐弟妹齐全。我的童年1950年代初，中国一派欣欣向荣景象，那时候一曲《歌唱祖国》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：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
人民真的期盼从此国家会走向繁荣昌盛。在辽宁大学我们家庭经常欢歌笑语、其乐融融，父亲吹着口琴，我们一群孩子围着他唱歌；节假日父母经常会带我们到沈阳北陵公园等地方去郊游，姐姐跳牛皮筋，我和哥哥在草坪上狂奔；家里是严母慈父，母亲管教很严格，父亲却从来不骂我们，随便我们胡闹；邻居笑言我们八个孩子是五线谱1.2.3.4.5.6.7.i，兄弟姐妹年龄相差很近，“玩点”很多，经常大闹天空……
孩子虽然多，但在母亲的调教下我们非常团结友爱，特别是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优秀，个个都在班里名列前茅。此情此景，至今我都难以忘怀。小时候父母给我们的教育都是热爱新中国、热爱共产党、热爱毛主席，那个时候新中国知识分子真的以为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，世界结束了二次大战，世界和中国终于迈入和平、稳定、繁荣新纪元。
我们的全家福。
谁都不会想到，中国会陷进一个又一个运动绞肉机，整人斗争一波高过一波，揪不光的阶级敌人，换不尽的斗争花样。镇反肃反、右派右倾、反修防修、反动学术权威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……没完没了，斗争了活人还不够连宋江、孔子都要挖出来批斗……发展到极致，全民癫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回头看，哪一场运动整人整对了? 满足了迫害狂、虐待狂，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，人民一贫如洗。
祸从天降
这个家庭1958年初突然陷入灭顶之灾。那是一个特别严寒的傍晚，我大扫除后回家，漫天大雪纷飞，路上几乎不见人，路过学校食堂时，昏暗的灯光下候忽然一幅很大的大字报标题映入我的眼帘“打倒右派大将尹绍尧！”尽管不知道什么是“右派”，但“打倒”两个字我是认得的，一股不祥之兆涌上心头。回到家，果然看到父亲和母亲避开我们孩子一直在讨论什么，那神态告诉我家里肯定出大事了。
事情来得特别突然，因为那时反右斗争已经接近尾声，父亲带学生到哈尔滨实习，根本就没怎么参加前期反右运动，怎么突然就打成右派了呢？一夜之间，说来就来，父母毫无精神准备。但是，事情就那么残酷，很迟我们才搞清楚，其实是右派名额不达标，临时需要“补充”右派，左挑右选把父亲选中了，父亲是反右运动快要结束时1958年4月才划定的最后一批右派。
父亲打成右派后，我们家彻底颠覆了。从此父亲就不断参加各种会议，回到家神情黯然，完全失去了以往的欢快。母亲与他商量着写检讨，悔过，有时我看到父亲拿着笔久久写不下去……批斗会、检讨会接二连三，父亲精疲力竭，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大字报铺天盖地，批斗会一场接一场。群众批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，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”吧，经历过后来的运动才知道，那种体制下人民群众多么好愚弄，打倒刘少奇和平反刘少奇的时候，人民群众都一样义愤填膺、奋勇争先。群众沦为整人的利器！
父亲是个不过问政治的老实人，平时只顾研究自己的业务，教学水平高，深受学生爱戴，还有我们这么多孩子的大家庭，他根本无暇他顾，小心谨慎地过日子，但是即使这样也未能幸免“阳谋”。在处理材料中我看到了如下父亲“反右斗争中的表现”：
四、反右斗争中的表现：
反右斗争开始后，尹借口科学研究出外调查，会上沉默不言，企图逃避斗争，几次被人揭发亦不吱声，企图以“不言”、对“揭发”。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浮皮了草检查一下，极不深刻。与臧显、谭宗尧、刘俊杰的关系未作任何交代，更未揭发他们的问题，揭发的也只是别人已经揭发过的问题，根据群众最近揭发尹的情绪不安，思想有波动，常与老右派分子张正宇在一起鬼鬼祟祟。
父亲，一个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的人，一个善良到对别人诬陷自己都不反击的人，一个老实绝不肯无端整人的人，一个正直不乱揭发检举朋友同事的人，却成为了反右斗争“表现不好”并把他打成右派的罪行。
其实，被打成右派的多数人都是父亲这样老实、善良、正义感、有学识而不懂阴谋论的学者。
“右派”这个名词是个发明创造，毛说“一万年后还有左中右”，按照此话右派就永远存在。刚解放划成分，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，属于敌对阶级，专政对象。理论上他们占有土地或者生产资料，属于剥削者。而1957年的“右派”为什么是敌对阶级？既不剥削也不压迫，毛说了叫做你们“言者有罪”。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知道父亲到底言了什么？什么言犯了如此重罪？必欲置其死而后快。
右派档案
父亲被打成右派全过程，直到47年后的2006年，我从凌源县监狱管理局拿到342页父亲的档案，才了解到事实真相。一些解密的反右文件也道出了，反右运动原来是先定指标，需要揪出多少个右派，由“中共沈阳市高教整风领导小组”分配给各个高校，辽宁大学根据指标再确定目标，发动群众来检举、揭发、批斗。
这个运动的流程荒唐至极，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下一个被整肃的人，谁都有可能随时被卷入绞肉机。前朝“文字狱”是先有文字再以文定罪，现代“文字狱”是先定罪人再收集文字！这点从父亲的档案中最清楚不过了。
绝大部分右派的档案，后来都销毁了。这部档案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父亲最后死在劳改队，是当作“劳动教养犯”才没有销毁，保存在监狱局。
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档案。从内容上分为四大部分：
一是审查干部材料，个人历史任何阶段统统查了个一清二楚；
二是群众检举揭发材料，大量的是互相揭发；
三是批判、斗争、处理材料，包括各种批判会记录；
四是个人检查、交待、认罪、思想汇报等自虐材料。
在档案面前，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！谈不上任何隐私。你以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要有人证明，你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调查清楚，每个人都必须有“自我交待”，把自己的肠肠肚肚都挖出来给组织看。这种档案制度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枷锁，利用国家机器使用现代化手段对每一个公民进行控制，与人类文明社会相去何止千里！
1990年代我拿到了自己档案，已经简单多了，好在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这种藐视人权的档案制度。可以说，那种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是反人类的两个罪恶制度。
从档案还可看出，整人的过程是，先让“右派”陷入“群众斗争”，孤立你，隔离你，让你彻底失去自信。群众的检举揭发没有可信度，有口难辨。一旦交给“群众”就可以随意侮辱你，等于宣布你“不受法律保护”。
然后，就要你无穷尽的自虐：悔不完的过、写不完的检讨、揭发不完的他人，周而复始从肉体加灵魂上对你蹂躏。“自虐”也是发明创造，一定要被整的人自虐，包括刘少奇、彭德怀明知自己没错，也要写检讨、认罪，自虐是摧毁人精神最残酷的办法，让检讨人彻底没有坚持真理的英雄主义可言。
据说唯一不写检讨的，党外只有林昭，党内只有林彪。这种整人术延续到后来一系列运动。
右派言论
既然以言定罪，那么到底父亲说了些什么？翻开档案中有“中共东北财经学院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”最终作出的“对右派分子尹绍尧处理材料”。这些材料挖空心思从各种揭发检举汇集搜寻出认为“罪不可赦”的“言”来。
定罪依据一共四条言论，真是颠倒黑白、荒诞不羁，这里拿出两张放进档案的错误言论证据：
其一、父亲1957年5月15日在学校“鸣放会议”上的发言报道——“他批评我院的官僚主义说：我院机关化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，学校机构重叠而工作效率和解决的问题很低，科、处权大，而系、组却差……许多科学研究问题，只是通过文件指示而领导不深入掌握……评工薪的标准是‘才和德’但有人得出结论‘党员’与德是同义语……”
多么中肯的意见，批评学校机关化不对吗？什么造成了“钱学森之问”？而批评把党员等同于“德”错了吗？几十年过去了，无德党员还不够多吗？这等于告诉人民，党的组织机构是不能批评的，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。甚至党员也是不能批评的，党员与德同义，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是正确的。这种标准下，要不成为“右派”看来真的很难！
其二、1957年6月8日在民革支部座谈人民内部矛盾会议上发言——尹绍尧指出：
（一）有些领导一听到知识分子谈工资问题，总觉得他们个人主义太浓厚，但是三个坏主义都是从工资评定中暴露出来，如果院领导把党团员和老师工资增加的百分比公布出来，就可以知道我院的宗派主义的严重。
（二）过去学术界曾对胡适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治学方法进行过批判，但是这种方法却在我院肃反工作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，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，并把搞错的同志交待清楚。
（三）我院系主任领导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有七八年了，但是有些系主任的业务水平提高很慢，赶不上形势发展和要求，希望他们，刻苦专研，扭转这种情况。
这就是所谓的右派言论，就是向党猖狂进攻，就是定人于死罪的依据！居然堂而皇之的放进档案里保存。有句话说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，反右运动则是欲加之罪，你就有罪。好在留下了千古奇冤的无耻证据。
右派改正
1979年2月，我们收到了中共辽宁大学委员会发来的“改正决定”，原文如下：“尹绍尧同志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份子一案，经复查认为，属于错划。中共辽宁大学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会议讨论批准，予以改正。恢复原教学职称，恢复原工资级别。”
此时，父亲早已经饿死凌源，成为孤魂野鬼，改正了，但到哪里去找恢复职称和工资级别的人？
23年过去，右派终于改正了、平反了。社会在发展、时代在进步，中国共产党也在进步。1977年胡耀邦主持的拨乱反正，对反右运动打成的右派分子给予了全面改正，牵涉到数以千万计的右派分子本人和家属、亲眷才得以解脱重压，恢复了做人的尊严。
尽管权威人士还是坚持说，反右斗争大方向没有错，只是“扩大化”；尽管人人都知道，99.99%的右派都整错了，运动本身还有什么正确性可言？但是，还是留了这个尾巴，正义碰到了政治，屈服于政治。可以理解那些剩余不多的老右派们，七老八十了还一直在苦苦坚持抗争割掉这个尾巴，为右派彻彻底底平反昭雪。
这场运动最大恶果，不仅仅是整了右派，而是知识分子从此噤声，万马齐喑。随之发动的“大跃进”、“人民公社”，马上让全国人民吃尽苦头。饿死千万人后党内提出不同意见，就开始搞“反右倾”，抓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从此党内噤声。反右反右倾，彻底断绝了党外党内不同声音。“句句是真理，一句顶一万句”就来了，全国只剩下了“最高指示”。
严酷处罚
当年，最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对于右派的处罚会那么严酷。正常人会想，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或者说错几句话吗？但事实却与我们意料完全相反，对右派处罚之严厉、株连之广泛、手段之卑劣前所未有。
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，以前的几次运动后还会有个“甄别平反”，唯独反右，毛钦定了“一律不搞甄别平反”，他心知肚明，都是人为制造的冤案怎么能搞甄别？
右派被划分成五类，父亲打成二类右派，错误级别比较高，从处罚决定上看是：“撤销原有职务，送农村监督劳动”，但实际上是开除公职、停发工资，每月只给30多元生活补助费。
家里八个孩子嗷嗷待哺，最大的15岁最小的5岁，这点钱怎么抚养子女? 那个时代，一旦划为阶级敌人，对于你的家庭能否生存，八个孩子如何养活？所谓人性化压根没听说过。在一个视人权如粪土的时代，对于认定的阶级敌人处罚唯恐不狠，发展到文革叫做“打翻在地，再踩上一脚，叫你永世不得翻身”。阶级仇恨也是越培养越深，人人都变得咬牙切齿的。
我们家只能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。而母亲也受到株连，工资和职称都降低，每月只有73元的收入，一个十口之家立即就陷入极端贫困境地。
你们不是无法生活吗？他们决定要把我们全家搬迁到农村去，指定好农村地点，要我们限期搬迁，母亲知道在农村一个没有男劳动力的家庭，她带着八个幼小孩子是无法生存的，坚决顶住不去，个别领导看到孩子小也实在可怜才没有采取强制措施。
我们明白了，是要把我们打入社会最底层，是要你“右派”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全中国百万右派，株连到上千万家属何尝不跟我们有相似的经历！
1959年，辽宁省灾荒已经开始，一天比一天糟糕。右派父亲最初被安排在沈阳郊区由农民监督劳动，开始还允许母亲也陪着去一起劳改，在沈阳西北面叫“大洼”的农村。
有一次，我跟邻居也是右派的孩子张钵钵去找父母，我们两个小学生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如何去那里，居然坐公交车又坐长途车，然后雪地里走了十多里夜路，晚上十点多才到。把母亲吓死，抱着我就哭了，原来路上田间经常有野狼出没，前些天还有狼伤孩子的事情发生，看到母亲的样子我也吓呆了。我们两个孩子运气算好，没有喂狼。
右派集中营
不久，更恶劣的消息传来，郊区农村劳改还不够处罚力度，为了表现出对阶级敌人毫不手软，极左的辽宁省领导1959年8月15日忽然决定，把右派全部集中到凌源县劳改。凌源距离沈阳400多公里，是辽宁省与内蒙古、河北交界的贫困山区，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，是历代关押流放政治犯的地方。
可怜那些文弱书生、高级知识分子、甚至多少个全国著名学者、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爱国人士被编成五个大队，赶出沈阳。解放前能够读得起书，上得了大学或者留学国外的，多半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子弟，所谓“官僚地主富农”出生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参加过什么重体力劳动？哪里能承受那么恶劣的环境？等待他们的，无疑是极其悲惨的命运。
当时的情况，后来我访问过几个右派幸存者。他们是：陈家盛，资深教授，当年给美军飞虎队当过翻译；巫丙安教授，北师大首届研究生毕业，蒙古族，夫妻双双打成右派，同去劳改；陈醒亚，天津大学毕业，当年辽大最年轻的讲师，打成右派的时候还不到30岁。
他们回忆说，这批右派坐铁路闷罐子车走走停停，开了三天才到达，出来后发现，到了一个荒漠般贫苦地方，建立起“右派集中营”，从此开始了右派的死亡之旅。
父亲离开我们去凌源县的时候，辽宁省大饥荒已经慢慢袭来。我清楚记得，开始还有粗粮加细粮供应，后来没了细粮全是粗粮，再后来粗粮变成了天天顿顿只吃苞米馇子。
据说为了高产，省委书记决定让全省都种植玉米。这个随心所欲的决策害苦了全省人民，党的决策，是不能说半个“不”字的，反右之后任何人都不敢再提半点意见。苞米馇子是把玉米粒晒干后打成小颗粒，比玉米粉还难吃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吃后人大便硬结、肠干肚燥，就盼吃顿白米饭。
母亲感觉这个地方再呆下去，八个孩子很难养得活了，通过在杭州的舅舅商调杭州。我们不得不离开父亲，离开了度过幸福童年时代而又遭受巨大灾难的辽宁大学。
饿死凌源
离开父亲到杭州后，一直有书信来往。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，父亲还寄来了他的劳改获奖奖状，用花花绿绿极其粗糙纸印的。我们也鼓励他早日“摘帽”(这个时候发明了一个对改造好的右派可以采取“摘掉右派帽子”政策，后来证明都是骗人的鬼话，摘帽不摘帽没什么两样）。
但是，第二年1960年起书信就渐渐减少，越来越少，8月份后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信件，一连几个月音信杳无。母亲急了，让我以孩子名义给“凌源新生矿山公司”（劳改局）的领导写信问，依然石沉大海。我一连写了五封信，都没有任何回音，我们不停写信，一封又一封……这时有种不祥之兆，感觉父亲出了什么事情。
我曾经和哥哥商量准备去一趟凌源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两个初中学生，更何况哪来钱买火车票和吃住，那么遥远的路程，那时候的条件我们怎么去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单位不给我们回音？监狱的犯人家属也有知情权啊。
几乎整整一年里，我们就是不知道父亲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跟辽宁大学的同事打听，都说自从去了劳教队就没有联系了。这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”……
永远不会忘记，1961年12月的一天放学回家，怎么母亲和兄弟姐妹哭声一片，原来接到凌源新生矿山公司发来的一纸“死亡通知书”，信是写给我的，因为家里一直要我代表全家给他们写信，这份通知简短得令人窒息：
尹俊骅同志：
来信收到。你的父亲尹绍尧已于1960年12月15日病故，他的所有衣物都已处理。现他的存款尚有13元4角5分，如何处理，请来信联系。
辽宁省凌源新生矿山公司筑路工程一大队
1961年12月5日
天啦，人死亡一年后才通知我们！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。怎么死的？得什么病？一概没说，就那么一页纸几个字。而且从此再去信问，又石沉大海。
我当时只觉晴天霹雳，五雷轰顶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父亲，离别沈阳时刻他还好好地来送别我们，他的音容笑貌还清楚在我眼前。父亲没有病，身体从来很健康，怎么就忽然永远离开人世、离开他挚爱的妻子、离开他疼爱的我们八个子女……
多少年，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一直以为那是假的，一直想象他会忽然回到家。但时间最终告诉我，那是真的。一条人命，如此轻率！
1977年，虽然父亲是辽宁大学第一批平反的右派，父亲到底怎么死亡？我们还是一无所知，问过辽宁大学也说不知道。直到2006年我在凌源县监狱局拿到了父亲完整的档案，才看到分明是饿死的证明，是的，父亲就是饿死的!
父亲，要是知道你后来那么苦难我们死都不会离开你啊！
后来知道，饿死凌源的何止我父亲。1960、1961年间，辽宁省很多右派都饿死在那里。到底多少人没有看到具体统计数字，但我身边的人就有我同学张钵钵的父亲，以及我们的邻居等。
巫丙安教授告诉我，当时给他们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做王安爵，一个很有良知的医生，每次饿死的人让他签字，他说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，但又不能说饿死，就发明了一个词“消耗殆尽”，每签下一个人他都热泪长流……
1962年下半年眼看右派大批死亡，辽宁省委害怕了，无异于谋杀，日后谁敢承担这个责任？才决定把凌源集中劳改的右派迁回了沈阳，那些幸存右派才结束噩梦，劫后余生。（后来几个极左的决策者文化革命中都是“走资派”被打倒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报应！）
“右派集中营”全国何止一处，北京把右派发配北大荒等地开了个极坏的先例，各省纷纷效尤。后来陆续揭露出来的包括甘肃的夹边沟、天津盐碱地、贵州、云南等地都有。南方几个省相对比较平和，多半右派送到农村或者山区劳改，没有搞“右派集中营”。
人民大学我的老师王铁生教授，当年被发配到北大荒饿死过去，被拉去埋，挖个坑扔下去的时候，发现还有口气，再抬回来。他写了篇文章《复活》记述此事。
无法无天
把右派集中劳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。我查阅父亲的档案发现，父亲其实后来被加重了处罚，1960年8月29日被正式批准“劳动教养”，1960年8月10日才“开除公职”，所以父亲不是死在右派劳改大队，而是死在了正式劳改队。奇怪的是这次居然办理了正式法律手续：批准劳动教养通知书、开除公职决定。
那么，原来的“右派劳改大队”是什么性质呢？他们告诉我，那属于没有法律手续的劳改犯，也就是说省委决定关押就可以随便关押，连表面的法律手续都不办，就可以把全省上千人右派编排成了劳改大队，装上闷罐子车送到边远的凌源县来劳改。而“右派劳改大队”与法律判刑的劳改犯完全同等对待——失去自由、关押劳动、随意处罚。
我就此访问过监狱管理人员，他们说，当年监狱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右派大队的部门，与其他劳改人员区别开。真是世界罕见！二十世纪的中国蔑视法制和人权到如此地步！甚至没有起码的法制概念。原来，世界上最基本的两法《刑法》和《民法》在中国大陆早就废止了。
母亲是教授法律的老师，她说1958年后全国多数高校就取消了法律系，包括她任教的辽宁大学，国家只保留了国际法和婚姻法还要这个专业干什么？浙江的所有高校就没有一所有法律系。母亲自己也失业改去教国文了，母亲的好友同事、后来的上海社科院院长卢莹辉阿姨，无奈到中学当会计。
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才想起了法制，才逐渐恢复了法律专业。那个时代用毛的话叫做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。悲剧啊悲剧！
父亲从“右派劳改队”打成正式“劳动教养”的过程，同样触目惊心。从档案上看，每一个劳改大队必须抓个别典型，加重处罚，杀鸡吓猴。就让右派之间开始互相斗争、互相撕咬、互相揭发，生存竞争把人的兽性恶性彻底挤压出来，弱者拔刀向着更弱者，几个人联合告父亲偷吃了窝窝头，形成“盗窃罪”，然后组织批判，上报，批准。
所有“盗窃罪”的材料，就是“盗窃”了几个窝窝头、一支钢笔，省公安厅劳动教养处居然根据这个材料批准正式劳动教养，黑到如此地步，我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！父亲从地狱中更下了一层地狱，转到正式劳动教养队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就死在凌源！
千里寻父
凌源与杭州远隔千里，父亲的尸骨何存？我一直想找到。2006年10月31日凌源县委宋秘书长陪我到监狱局拿到父亲的档案后，根据犯人埋葬地图知道了埋葬地点，那是离凌源县城还走35公里的哈叭气村，两面荒山，一条河从荒原上流过，当年劳改犯来这里修建跨河“哈叭气大桥”，冬天沿河边搭起40多顶帐篷。
当地人告诉我，当年零下20度住在没有烟火的帐篷里面，粮食供应越来越少，到后来几乎断粮，出工时走着走着就有人倒在地上，他们挖桥墩使用最原始工具铁锹、土框、绳子拉，一次塌方24个人被埋在桥墩里面……
为了搞清楚当时的状况我走访了哈叭气村的一些老村民，才知道饿死的村民也不比右派少，村里的树皮都被剥来吃光……大饥荒，大饥荒，谁为那些饿殍伸冤招魂？
拿到父亲埋葬地点的地图，在村民帮助下找到了那座山丘，宋秘书长很负责，事先用军事地图确认了父亲的埋葬地点，说范围就在那20平米内。
我站在土丘上，看到周边一个个土坑，没有墓碑，也没有任何标记。按照图标仅一个山坡就埋葬了260人，那一片山埋了几千人。父亲算外地来的右派还抬上山埋葬，地图上做个标记。更多的饿殍根本就随地掩埋，哪里找得到尸骨！
同去的县里村里的人问我，是否要挖开土坑取样做DMA鉴定。但动手一挖全是白骨，我说不用挖了，我已经找到父亲了。
2006年11月1日，我又一次来到埋葬父亲的地点，奉上鲜花。站在冰冷的河床边，荒山前，阳光下群山低沉、河水依然奔流，大桥已经是危桥封锁了。我在想，饿死在凌源的右派今天全部都平反了，死者长已矣，而那些飘荡在旷野的冤魂，他们的后人……那旷古奇冤以及和平时期饿死千万人的悲剧，要不要认真总结教训？为了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重演这一幕。
回到杭州后，马上告诉兄弟姐妹们我找到了父亲，我哥哥尹俊龙得知后，写下了如下文字：
骅从长城之外的蛮荒之地，历代流放、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回来，带回了父亲300多页，记载着历史罪恶的档案。我甚至不敢翻阅这部令人窒息的档案。再有勇气的人，也只有把感情降到冰点以下才能去读它。我摒住呼吸听弟弟叙述寻找父亲信息的经过。这次多亏政府和朋友们大力相助，才调出了档案，找到了父亲的埋葬地。
父亲因“莫须有”的言论（应该说全是正确的言论）而遭迫害，那时仅38岁。更可恶的是社会把人变成了野兽。使那些本身也受迫害的政冶犯变成了一条条狼，对善良到毫无自卫能力的父亲撕咬，致使父亲于1960年12月15日10时16分，刚满40岁不久，就被活活整死。抛尸荒野，荒野上埋葬着2000多迫害致死的人。
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活活整死后，竞不给他们留下一点点标志。对人性、对生命的漠视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在乱葬坟中，弟弟想找到父亲的墓穴，挖地半尺，遍地白骨。惨、惨、惨！
真可谓：古来白骨无人收，天阴雨湿声啾啾……
档案的第一页是“平反通知书”。仅一句“尹绍尧错划为右派，予以改正，恢复名誉，职称……”这怎能挽救回一条生命，还我父亲！
我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在1959年上半年，在沈阳五中的操场上。父亲、母亲一起给我们送棉被来。从此阴阳两茫茫。虽然后来接到过“死亡通知书”，但我一直不敢相信。我多少次期盼爸爸会奇迹般推门进来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家了，无论您是人、是鬼，我都要拥入您的怀里，您永远是我最亲爱的爸爸，我最亲的人。
47年的期盼，47年的挂念，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亲爱的爸爸您回不来了，您回不来了！我亲爱的爸爸，生我养我的爸爸啊！昨天您的重孙刚刚第一次开口叫爸爸。“爸爸”是个多么神圣的词啊，骨肉相连，血脉相承的爸爸啊！我的爸爸再也不回来了。
人们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谁来写惨无人道的右派集中营？我要认真整理那300多页揭示人类罪恶的档案，不能让人类无端地失去他们的至亲——爸爸，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！
爸爸
昨天，
我的孙孙
第一次发出“爸爸”的音。
呼唤爸爸
是人的本能，
呼唤着至亲的爱
至深的情。
我热拥着
我的小孙孙
听他“爸爸，爸爸”地唤
听他“爸爸爸爸”地哼。
寄托着
我对爸爸
深深的情，
不忘的恩！
2006.11.7凌晨4时56分
人间正义
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漫长，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社会正义。我自己也曾经是体制内的人，大学毕业分配在浙江省政府要害部门工作了十多年，也算个处级官。我的同学朋友多数已经是共产党的中级甚至高级官员。对那个时代错误的认识无论党内党外都比较一致，有良知的党员干部是大多数。改革开放春风化雨，中国的面目变了，人权越来越得到尊重，法制观念越来越强。
2005年，我的好朋友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费强，调到辽宁分社当社长。送别的时候他问我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助？我说有一件大事，把寻找父亲的事告诉了他。
他记在心上，过了一年多，2006年10月他打来电话，说事情已经有了进展。朝阳市（管辖包括凌源等八个县）市长张铁民说一定帮助。于是我在30日赶到沈阳，费社长第二天亲自陪我到了朝阳市，见到张市长后他说：“这是当年造的孽，我一定帮你找到父亲。”指示凌源县委帮忙。
朝阳市委秘书长王如江第二天亲自陪我到凌源，县委宋书记马上布置请宋安庆秘书长操办。在市、县两位秘书长的带领下，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档案，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。
还有我的好友，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纪录影片制作人胡杰，反复多次去沈阳、凌源，采访了多位幸存下来当年到凌源劳改的右派，以及多个凌源县哈叭气村村民，拍摄了纪录片《记忆辽西》，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留存于世。
反右运动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丑恶的一笔，如此大规模的、有预谋的迫害知识分子，达到舆论一律，埋葬言论自由，且其阴险、黑暗、残酷程度古今中外难出其右。
找到父亲后，我们兄弟姐妹七人，第二年清明来到凌源县为父亲扫墓，捧起埋葬父亲土地的一抔黄土，带回杭州南山墓园，与母亲放在一起。我们的家又团圆了。
张铁民市长与我们全体会面。费社长和两位秘书长又全程陪同我们去扫墓。感谢他们！
在人类历史上，疯狂与野蛮总是一瞬。世间真情尚在，正义长存！历史总是在进步，我们的国家人民定然前途辉煌！
2007年清明祭奠父亲。
写于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
（文图由作者提供，本号获许可推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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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。